——在北京市科普大会上的发言
谭浩强
听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感到十分兴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市第一次为科学普及工作立法。这是我们广大科普工作者盼望已久的事情。这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普工作，把科普工作者当作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根本大计来抓。它必将对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条例》从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到科普工作的管理体制，到具体的措施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近20年来，我以主要精力从事计算机教育与计算机的普及，对科普工作的重要、科普工作的艰难和怎样才能有效地开展科普工作有深切的体会。
(一)在科普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从上到下的认识问题、意识问题。
目前大家都为国民素质不高而焦虑。从超生游击队到随地吐痰，从中国是世界第一抽烟大国到伪科学、伪气功的盛行，无一不与科普工作有关。我国国民素质差与长期以来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科普有关，有的人舍不得向教育投入，急功近利，只看到投资办企业能挣钱，而认为投资教育与科普是赔钱买卖，化不来。这实在是典型的“近视眼”。综观许多发达国家，都舍得往教育投钱，向科普倾斜，认为是富国兴邦的“一本万利”的基础建设。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许多传统观念，其中一个就是对知识的价值的认识。早在200年前，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圣西门，有一段精彩的名言，他作了两个假设。一个假设是：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 家，50名优秀数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为这些人“对祖国最有用处”。而要重新培养这样一批人，则“至少需要整整一代的时间”。另一个假设是：假如法国只是不幸地失去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和上万名养尊处优的最大财主，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因为这些人并没用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科学，美术的手工业的进步。一位学者在五分钟内回答一个问题的价值，往往超过社会在其一生中所付给他东西的价值。 今天，尽管人们对知识价值的认识比前几年提高多了，但在实际生活中，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事，比比皆是。有些地方口头上说尊重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是把知识分子当摆设，10个专家的意见顶不过一个行政干部的一句话，到机关办事常常可以看到，教授必恭必敬地站着而小办事员却头也不抬地坐着，爱理不理，有时还像训斥一个孩子一样训斥那些满头白发的老教授，有人说再小的官都比科学家大，官本位的流毒真令人感慨万千。我认为今天应利用这个机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使整个社会做到：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知识分子真正当作国家的栋梁和财富。当实现了这一点之日，将是中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之时!
(二)《条例》为科学普及准确地定性定位。
第二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是指采用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向其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我认为这个定义十分科学和恰当。长期以来，许多人误把科普看作为层次低的工作，以为是向小孩宣传饭前洗手，向妇女宣传计划生育，贴些宣传画，布置小橱窗。不仅社会上有人轻视科普工作，在科学界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自觉不自觉轻视科普工作。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存在着重理论、轻实际；重科研、轻应用；重尖端，轻普及的倾向。对同一个问题，用高深、难懂、枯燥的方法去叙述，被认为是“高级”，而用通俗、易懂、生动的方法去叙述却被认为是“低级”，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应该说后者要做得好更难。清华大学一位已故院士说得好“什么叫水平高? 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复杂的概念才是真正的水平高，只有深入才能浅出”。
条例第二条澄清了对科普工作的误解，科普工作不是层次低的工作，而是用更有效方式向最大多数人民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它应该登上大雅之堂。应当呼吁所有的科学家、教授、专家都来做科普工作，华罗庚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是搞计算机教育与普及的，我多次说过“我的余生将全部贡献给计算机普及事业，如果我的后半生能为中国的计算机教育与普及有所推动的话，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我希望和大家共勉。
(三)抓好对干部的科普。
《条例》15条规定“应当建立领导干部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接受科普教育制度，并把学习情况纳入对其考核的范围”。这一条订得好，抓住了关键和要害。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领导干部的作用十分重要，领导干部的认识如何往往决定事情的成败。
常常可以看到，由于某些干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或科学常识缺乏了解而产生工作上的失误甚至闹出笑话的事情。例如前几年曾将计算机列入限制集团购买力的清单中，限制购买计算机。有的单位舍得化钱计算机设备，却不愿买软件，认为硬件看得见、摸得着、化得来，而软件看不见、措不着、化不来。有一个单位的领导批钱买了计算机，二天后他视察机房，要求把全单位的数据打出来，技术人员告诉他，打不出来，因为计算机中没有数据。他大为不解：“怎么买了计算机还打不出我所要的资料”。他以为计算机和电视机一样，一按电钮什么都有了。用计算机进行管理，要进行二次开发，要选用合适的软件，要输入数据。这些都是要普及的常识。我始终认为科学普及的对象首先是领导，只有领导明白了、重视了，才能有效地向群众进行普及。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法律知识和北京市领导干部学习计算机知识，为我们各级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觉得，在干部培训上也应转变观念。以前重视政治培训、政治学习，这固然是需要的，是第一位的。但光有这是不够的，一个称职的干部应该是政治强、懂业务、会管理。过去党校培训干部只讲政治，近几年，增加了科学知识讲座，我觉得十分好，干部也反映有收获。我感到份量还可以再加大些。现在，政治培训有人管，业务培训好像还不大落实，也应当像政治培训一样，有严格的要求和制度，不参加不行，不合格下岗。
(四)要承认科普的成果。
《条例》第30条，明确指出：“科普方面的作品和直接参与指导的科普竞赛成绩，以及获得科普奖励，应当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依据之一”。这一条订得很好，是许多科普工作者长期关心和争取的，现在终于立法了。但还应有具体的措施落实，例如科干局应修改评职称的条例，或专门下文，以使下面有所依据。长期以来，科普不算科技成果，科普作品不如专著，评职称时只看专著，科普作品不算数。这一政策导向使许多人不愿写科著作品，直接影响了科普繁荣。前年起，国家科委决定，科普作品可以作为成果申报科技进步奖。我们写的《BASIC语言》获1997年科技进步奖，获江泽民同志的接见。这对许多人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大家说，看来搞科普工作也能出大成果。今年《十万个为什么》又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这就形成一种舆论。建议报刊媒体除了宣传科学家在尖端科研工作方面的成果外，还应宣传由于从事科普工作而作出贡献、成名成家、提升职称、受到尊重、得到奖励、改善待遇的典型事例，大力改变人们的习惯势力和世俗观念。
(五)科普工作者的责任。
除了希望领导为我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外，更应该看到自身的责任，通过我们有效的工作，把科普工作做好，否则就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从事计算机普及20年，深深体会到，要做好科普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科普是一门学问，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好科普工作的，我们既要下功夫钻研科学技术，又要深入群众了解对象的特点和需求，还要研究心理学和教育学，掌握科普工作的方法。我从80年代初以来，自己以及和别人合写了82本计算机教材和普及书籍，受到广大群众欢迎，发行了2500多万册。其中最重要的体会是：作者心中必须装着读者，要和群众“将心比心”。有人问我写书的秘诀，我回答一个字：“懂”。也就是你写的书要让人家看懂、容易入门。在计算机普及领域，也存在一个怎样有效地向广大群众进行普及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误区：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大学中计算机专业的学习内容和方法照搬到非计算机专业，把学校中的学习内容和方法照搬到社会。在向社会广大群众普及计算机知识时，也讲大量的理论和概念 ，也从二进制讲起，要求进行二进制与十进制的转换，转换完整数还要进行小数的转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不必一切都要“从猿到人”地介绍。对多数人来说，计算机不是一个专业，而是一种工具，一种技能。不必事事都要“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可以把计算机看作一个黑盒子，会使用就可以了。我常想，为什么农民也能开汽车和拖拉机，如果要求他们先学汽车和拖拉机构造原理，那么90%以上的人都开不了车。计算机也一样。如果换一种方法，把它当作一种技能来普及，就会扫除计算机普及中一大障碍。最近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办了一个“迎接新世纪——计算机技能电视讲座”就是按上面思路的一个尝试。只讲“怎么做”，不讲“为什么”。坚决舍去现在用不到、将来也用不到的术语和概念。采取从具体到抽象，从实际到理论，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学习计算机应用的捷径应该是：学以致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我们愿在领导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下，贡献自己全部智慧，创造万紫千红的科学普及的春天!
(1998年12月25日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北京市学习贯彻《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大会上代表科学家和专家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