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强
按：艾知生同志生前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工作，曾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谭浩强教授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在艾知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为纪念艾知生同志，清华大学党委决定组织出版《艾知生纪念文集》，并约请谭浩强教授撰文。本文是这谭教授于1999年写的纪念艾知生同志的文章，刊载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艾知生纪念文集》中。从本文可以看到谭浩强同志在年轻时所受到的教育及其产生的影响，这对他后来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艾知生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作为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一员，对他的逝世感到十分悲痛。艾知生同志在原清华的领导班子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身体原来也是比较好的，本来可以用他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党多做几年工作。在他不幸身患癌症之后，他与癌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1997年校庆时他还和我谈笑风生，并且精神饱满地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向一千多名返校的67届校友发表充满激情的讲话，没想到几个月后就传来恶噩，我简直不敢相信。直到现在，艾知生同志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心中浮现。我永远怀念他，永远不会忘记他。
艾知生同志从解放后清华大学成立党委后就开始担任党委副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主管宣传和学生工作，对清华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是1953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的，开始时和艾知生同志并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开大会时见他坐在主席台上。1956年到1959年我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才开始和他有所接触。1958年党委决定艾知生同志兼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而我也于同年担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从此我就在艾知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整整8年。1958年我24岁，刚从大学毕业，初出茅芦，热情很高，但很不成熟。艾知生同志站在党委领导的高度，带领了团委一班人，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他是我们班子中的核心和大家的兄长。我们都很尊重他，有问题都乐于向他请教。我们也在战斗中学习、成长。可以说，艾知生同志是我参加工作初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启蒙老师。 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我深深感到艾知生同志是一位党性强、思想水平高、廉洁奉公、襟怀坦白、作风正派、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有开创性的优秀领导干部。他在清华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所创造的宝贵经验不仅对清华大学、而且对全国其它高校都发生深远的影响。
在我与艾知生同志的多年接触中，对他的优秀品质感受最深的以及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坚持原则,不随风倒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段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阵又一阵从“左”面刮来的风，大跃进、反右倾、城乡搞四清、在高校揪走资派……。作为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艾知生同志，显然面临巨大的压力。58年浮夸风盛行，到处“放卫星”，上面天天要统计数字，包括开了多少次赛诗会、创作多少诗歌、学生通过体育锻炼标准的人数等。学生会的同志在形势的影响下，也一股热情，到处鼓动和组织。我记得在大操场上公布了各系通过体育标准的人数，通过比例高的系用火箭表示，通过比例低的系用乌龟表示。有的班级只剩一、二个人未通过，拖了全班的后腿，为了帮助这一二个人通过，一些班级带着锣鼓来到大操场，起跑的枪声一响，前面有几个人带跑，后面有人敲着锣鼓跟着跑，连推带拉地算通过了。场面很是热闹，但却是违背了客观规律，拔苗助长。艾知生同志当时明确地表示反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他对我们说：文艺、体育活动决不能冲击学习，指标达不到不要勉强，当乌龟就当乌龟。他多次对我们说，要“压缩空气”，不要光凭热情，更不要浮夸。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付清醒剂，使我们懂得革命光凭热情是不行的，要学会怎样革命，思想要全面，行动要稳妥。这件事至今印象还很深。当时阶级斗争天天讲、处处讲，提倡斗争哲学，甚至在学生中搞阶级斗争。蒋南翔校长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要团结100%学生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分正确和高明的。艾知生同志及时地向我们传达了南翔同志的指示，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贯彻它。在当时这个正确的口号受到一些受“左”倾思想影响较深的人的反对和非议。他们认为毛主席提团结95%，清华搞团结100%，这不是抹煞阶级斗争吗吗？某上级部门甚至还找我调查此事。艾知生同志对此态度非常鲜明，他坚定地支持南翔同志的思想，并且对我们作了详细的解释：大学生是从社会精选出来的尖子，而且从小受到党的教育，年轻人思想未定型，可塑性大，即使有错误但绝大多数也能教育过来，大学生中也会出现政治反动、小偷流氓、道德败坏的人，但这是个别的，从我们主观上必须有团结100%的愿望，不要轻易放弃一个人。否则就会从学生中找阶级敌人，伤害了好人。他要我们敢于顶住外面的压力，从清华的实际出发做好工作。在清华学生工作干部中团结100%的思想深入人心，工作比较稳妥，是与艾知生同志的坚定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1964年，当时的中宣部向北大派出工作组，开展“社教运动”，批斗校长陆平同志，清华党委对此做法是不同意的。艾知生同志多次向我们谈到北大运动的情况和清华党委的态度，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会造成学校工作的混乱。艾知生同志总是坚定地支持蒋南翔同志的正确意见，不为外界空气所左右，不在压力下轻易改变初衷。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艾知生同志对当时遍及全国的形式主义的“天天读”（即每天早上都要学习毛泽东语录）十分反感。有一次和我们讨论工作，谈到思想工作要讲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时，他非常激动地说：“什么天天读！我天天读的是这个（这时他拿起电话本），谭浩强的电话是3759”。这句话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因为当时能这样坦率大胆地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提出不同意见，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反潮流的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清华大学“铁板一块”，是“不漏气的发动机”，“开万人顶风船”，其实这正好表明清华党委敢于坚持原则，不随风倒，而且从上到下思想高度统一。这正是陈云同志提倡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唯物主义精神。这正是清华工作成功之处，是应当大大发扬的。艾知生同志在这当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承上启下，通过艰苦的工作把南翔同志和清华党委的精神变成了广大干部（尤其是学生干部）的自觉行动，功不可没。
二、深入实际，实事求是
艾知生同志在工作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工作作风上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在思想方法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1961年底，根据北京市委的安排，清华大学党委派出一个工作组参加北京郊区顺义县的农村整社工作，由艾知生同志带队，我是其中一名成员。我们都住在农民家中，和贫下中农“三同”，每天到各家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艾知生同志管面上的工作，在大冬天顶着西北凤骑着自行车到各点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我们在农民家吃派饭，每餐都是喝稀的玉米糊,没有干的（连窝头都没有）,吃完饭后不到二小时我们肚子就咕噜咕噜响起来，混身乏力，农民比我们吃得还差，我看到他们把脱了玉米粒的玉米棒子碾碎了用水煮了吃，吃下去不消化，吃下去的是什么样的拉出来就是什么样。我们亲眼看到了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顺义县是一片平原地区,当年并无天灾,我们心里都明白这种状况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为的原因。这段实际的经历，对艾知生同志和我们大家的思想影响很大，使我们懂得实际生活比报纸文件上讲的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我们必须要了解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我们从学校出身的干部往往容易从理论出发，脱离实际。艾知生同志后来曾多次向我们谈到这次下农村的体会，说不了解农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 艾知生同志无论决定问题、作报告、或平时谈话中，都很实际，不唱高调，而且对那些不顾实际、信口开河、空唱高调、只看上级脸色行事的人很反感。60年代初，北京市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在一次干部会上针对一些干部敢讲真话提出警告说：“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有反动思想”。艾知生同志回来后多次向我们模仿该负责人讲话的声调，表示很不以为然。
艾知生同志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自己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满足于开会听汇报。党委委托他联系学生工作，他很注意深入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实际情况。他经常参加学生的讨论会，找干部和学生座谈，细致地掌握他们的思想脉膊。当时在研究学生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时，有的情况经过层层汇报往往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句话，甚至是断章取义，如果只根据这几句话来作结论，就会失之偏颇。由于艾知生同志对各类学生都有接触，对他们的思想特点和规律掌握得比较准确，因而他经常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分析学生思想，并一再提醒我们不要犯片面性。特别要我们注意：不要上级要什么材料就专选什么材料去汇报，而要全面地汇报学校的真实情况，否则就会“帮助领导犯错误”。他脑子里装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有的情况我们正准备向他汇报，他已经知道了。正因为他对学生中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做工作总是有的放矢，作报告生动具体，而不是言之无物，空洞枯燥，学生很爱听他的报告。说他的报告针对性强、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材料生动，常常有学生反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好的报告”。他作报告从不用别人代劳执笔，每次报告稿都是自己亲笔一字一句写的。这反映了他的工作作风深入而实际。
三、贯彻政策,坚定不移
在学生工作中，艾知生同志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始终着眼于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怎样对待思想比较落后甚至有严重错误的学生,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当年，在许多单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宁“左”毋右，无限上纲，进行不适当的批判斗争，伤害了一些学生。清华党委和艾知生同志紧紧把握党的政策，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60年代初期，由于自然灾害和党的决策失误，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在农村，发生了缺粮和饿死人的情况，在部分学生（尤其是耒自农村的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有一些学生对形势不满，对党的政策不满，甚至对党中央的信任产生动摇。有的学生缺乏具体分析，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例如有人说政权变了质，共产党不代表人民，要上山打游击，推翻共产党等。团委收集了学生中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向艾知生同志作了汇报。艾知生同志对此非常重视，说“一叶知秋”，从这部分学生的身上看到学生思想的动向，看到形势变化对学生的影响，看到思想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当时，有些学校把这类学生定为“反动学生”，进行批判斗争，然后送交公安局处理。而艾知生同志并没有轻率表态，要我们继续深入了解情况，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摸清情况，了解原因。我们经过仔细的工作收集了全校这部分学生的情况，共计81人，具体分析了他们产生错误思想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以及本人的思想特点和规律。
艾知生同志逐个听取汇报，亲自看材料，和我们一起讨论分析，根据南翔同志和党委的精神，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严格区分两类矛盾，要立足教育挽救，要拉不要推。采取的方法是：深入细致，精雕细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 考虑到对这部分学生的工作的重要性，艾知生同志建议成立“个别人工作小组”，由团委直接掌握这部分学生的情况并进行工作。这项工作由我具体负责。艾知生同志提出：由于这项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要求校、系的干部直接与他们接触，开展个别谈心，帮助他们解开思想扣子。
艾知生同志亲自找过多名学生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与他们交朋友，谈话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不少有问题的学生都愿意找艾知生同志谈心。艾知生同志曾在团委“关于落后学生工作”的报告中亲笔加上“对这部人要帮助他们转变政治立场，而不要加以歧视”，“不要老翻陈账，用固定眼光看人”。
在艾知生同志的带动下，团委、系党总支、系分团委的主要干部都分别与这部分学生座谈，交朋友，做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各班团支部都主动关心他们而不是歧视他们，组织他们去参观农村，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把话剧“年青的一代”的票送到他们手中…。经过深入的转化工作，这部分学生绝大多数都有显著的转变。有一位学生毕业30多年后前几年回校时还专门找了艾知生同志表示感谢当年对他的帮助。
清华的做法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当然，今天看来有些提法和做法还是有些过头，但在当时已很不容易了。1964年，清华党委让我执笔写了一份报告上报，题目是“清华大学党团组织对政治上落后和有某些反动思想的学生是怎样进行工作的”。艾知生同志亲自逐字逐句修改，并多次对我说：“报告写得很好，分析很透彻，体现了清华党委的精神”。他将报告送给南翔同志，南翔同志也很重视，在稿上画了许多圈，打了许多点，也称赞写得好，指示立即报送国务院文办主任林枫冈同志和公安部。在1964年召开的北京市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高校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作为经验印发，各校反映强烈，公安部门也转发了清华的经验，他们说：如果各校都能像清华那样做转化工作，而不是把矛盾上交公安局，公安部门的压力就小多了。
在当时能深刻理解并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仅需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还需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艾知生同志曾为此项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也凝聚了他的许多智慧，他生前曾多次满意地谈到这项工作。我想，从这项工作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能力和作风。
四、关心学生，全面发展
艾知生同志不仅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还很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他对学生的文化、体育活动很关心（尤其是体育活动）。他本人很喜爱体育运动，特别是游泳，经常中午骑自行车去颐和园昆明湖游泳，下午赶回学校开会。他曾参加学生会组织的数百人横渡昆明湖的群众游泳活动。
有一年一个外国青年代表团来清华大学参观，到西大操场后见代表队在练足球，便兴奋地上场和清华学生对踢，艾知生同志也情不自禁地跑进场内参加比赛，满场奔跑，尽管他并未碰到几次球，但他那认真投入的精神确实令在场的学生感动不已。 为了搞好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他提出了将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各100人集中住宿，单独成立党团组织。此意见得到南翔同志的支持，并被南翔同志提高到“两个集体”的高度。事实证明，此举是很有远见的，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个突破，是一项创新工程，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艾知生同志本人对文艺活动并不特别爱好，但他从学生的全面发展出发，很关心学生的课外文化活动，尤其是学生文艺社团的工作。他经常出席观看文艺社团的演出，审查学生创作的节目。他对文艺社团的关心和指导，主要表现在关心社团成员的全面发展和对文艺节目的思想指导这两个方面。
1958年，在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过程中，学生意气风发，精神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学生创作了大批反映教育方针的文艺节目，出现了学生文艺活动的高潮。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民兵师文工团”，党委指定我担任政委，领导文工团的工作。后来更名为“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根据党委的决定，将100名文艺骨干集中住宿，以便更好地组织活动。这项措施对建立学生文艺骨干队伍、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与管理、发挥这部分学生的积极性、推动全校的学生文艺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学生热情高，干劲大，一搞创作就往往控制不住，经常开夜车，甚至不去听课。不少人在文艺活动中所化的时间已超过“业余”的范围。
艾知生同志多次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要保证学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学习，这样文艺活动才能持久和有群众基础。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从组织形式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成立代表队和文工团的青年团总支和党支部，由团委另一位副书记张孝文同志负责。艾知生同志对我们明确了分工：谭浩强负责领导学生文工团的业务活动，张孝文负责思想工作和抓学习，互相配合，又有制约，较好地解决了部分文艺骨干的负担过重影响学习的问题。1962年学校工作进入调整、充实、巩固、提高阶段，艾知生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南翔同志的意见：文工团是文艺工作团，“工作”的成份较重，是否改个名字。当时我们认为文工团这个名字有战斗性，能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学生也觉得参加文工团是“为党宣传”，感到光荣，不愿改名。经过艾知生同志多次耐心的说服，最后才改名为“清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即恢复1958年以前的名字。这样，使学生业余文艺组织的任务定位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承担过多的政治任务。
艾知生同志很注意创作节目的思想性和政策性。1958年学生话剧队创作演出了“清华园的早晨”，其中把一位教授作为白专道路的反面典型，加以批判。后来根据艾知生同志和党委其它同志提出的意见改掉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他还经常提醒我们，在文艺创作中要实事求是，要体现党的政策。 由于艾知生同志的正确指导和把关，使清华大学的文艺工作健康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艾知生同志任国家广播电视部部长后，在一次返校参加60年代文艺社团校友座谈会时深有感情地说，他现在70%时间化在文艺上，当年在清华大学领导文艺工作的经历对他当前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五、联系群众，平易近人
艾知生同志在负责清华大学学生工作期间，以深入学生、深入基层博得大家的好评。他白天照常上班开会，晚上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参加学习讨论，而且往往事先不通知，不要其他干部陪同，一个人熟门熟路地在各个宿舍楼间转耒转去，看见哪个房间有人开会，就不请自到，推门而入，坐在学生的床沿，与学生我一句、你一句地讨论起来。这种讨论是自然的、平等的、亲切的。学生丝毫没有拘束之感，更不怕扣帽子、打棍子。
他喜欢和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交谈，不摆领导架子。在大礼堂前、大操场边、学生宿舍内，经常可以看到他和不相识的学生聊天。有一次在主楼前，他见到一个女同学在大声朗诵英语，他也大声用英语和她对话，问她是哪个专业、哪个年级的。那位女同学还以为他是一位英语老师，没有想到他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艾知生同志有时对他直接领导的下级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不留情面，而对基层干部和群众，总是态度和蔼，平易近人。1956年我还是一名学生，由于我是学生会主席，党委通知我去听市委一个报告，让我到停车场上车。待我到停车场时才知道艾知生同志也去，我们是搭他的小车去。但当时发现多了一人，车坐不下，艾知生同志毫不犹豫地请党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坐公共汽车去，把位置让给我。我当然推让不从，但他仍然固执已见，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此时给我印象很深，几十年了都没有忘记。无独有偶，事过30多年后，他当了广电部长，我也当了教授，有一次我在南校门等外单位的车来接我作报告，正好艾知生同志的专车从南门经过，他看见我立即请司机停车，他从车中走出来问我到哪里去，如顺路可以送我一段。我说有车来接我，他才离去。
他当了部长，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从不摆架子，见到我们这些老部下，仍然十分热情亲切，见到面总是主动打招呼，问长问短。有一次，在第二教室楼门口，我骑车与他迎面而遇。他老远发现了我，大声喊我：“谭浩强，下来！下来！聊一会”，下车后我们扶着自行车在马路边聊天。他说：“我现在老看电视，经常看到你，你现在是电视明星、是大权威了！”，我说：“权威不敢当，是个小小的专家而已”。他说：“你过去是干部，现在当了大专家，转得这么快，有什么经验？”，我说：“这要感谢蒋校长的双肩挑制度，使我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得到全面的培养，现在干什么都可以。根据我的体会，政治和业务在微观上、时间上是有矛盾的，但在宏观上是相互促进的”。他说：“你的体会很深刻，看来一个人有本事，干什么都干得好，一个人没有本事，干什么都干不好”。他要我把自己的经历总结一下，给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讲一讲，让他们在学生时期不要放弃社会工作的锻炼。根据他的嘱咐，我系统回顾了我走过的道路，总结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应邀到北京和外地二十多个大学作了“怎样走向成功之路”的报告，学生反映强烈。这是和艾知生同志十几分钟的聊天中所受到启发的结果。我很希望所有现在当了“大干部”的同志也能和艾知生同志一样，不摆架子，平等待人，礼贤下士、关心群众，恢复我党的优良传统。
六、不屈不挠，为党工作
由于艾知生同志负责学生工作，和学生接触较多，而且他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作的报告和讲的话也比较多，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倾思潮煽动起来的学生首先把矛头对准他。他受冲击最早，受到的迫害最残酷，时间也最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清华附中的学生就冲向他家，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后来被工作组关到生物馆住牛棚，又被自动控制系学生揪到学生宿舍进行“专政”，继而发配到江西农场劳动改造…，批判、斗争、劳改、检查共达6年之久。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又被迟群之流打成“右倾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期，革命和反革命，好人和坏人，都来了个“大翻个”。
在“文化大革命”几年中，我都和艾知生同志在同一个单位（包括在工字厅学习班和在江西农场）。我亲眼看到：在他身心遭受长期、严重摧残的时候，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和马列主义的信仰，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在恢复工作以后，他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没有丝毫怨言，对曾参加批判过他的人也从不记仇，顾全大局，恣态很高，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尚品质。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在基层工作还是在国务院工作,艾知生同志都始终如一，不屈不挠地为党工作。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艾知生同志的坚强党性和优秀品质对我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他的一言一行都对我起着身教言教的作用。几十年来我始终以他为榜样，努力塑造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艾知生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优秀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